殉道是为信仰而奉献,哪怕是珍贵的生命。
财路是挣钱的路径,所谓和气生财。一个是彼岸一个是此岸。中国文化当中此岸较重,彼岸较弱,重生忌死。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生鬼,未知生,焉知死?生生不息的务实精神让我们开疆拓土,凝聚人心,勤勉致富。但缺乏超越性的信仰也使我们止步不前,缺乏破的勇气。直到船坚利炮打开国门,直到霸权主义封杀技术。我们才能激发出逆风翻盘、釜底抽薪的劲儿完成自我进化,缺乏殉道精神的中国人总是要在最危难的时候发出吼声。
但是,总有一小部分人能够在劣币驱逐良币的时代坚持心中的价值观,在经济奖励劣币的时候为何能忍之安呢?比如任正非为何能做到未雨绸缪长期投入科研突破技术封锁?因为通信行业利润很高,足以支撑投入?这样的答案是缺乏说服力的。他说:“春天来了,冬天同样不会远,在春天就要想着冬天的问题。十多年来我们天天都想着失败,对成功视若无睹,和荣誉感、自豪感相比,我更看重的危机感。”他也说:“市场不会给我们时间,等着我们成长起来,流泪不可能打动它,只有强者才能征服它,华为想要活下去,必须要杀出一条血路。”看似求生欲很强,实质对死这个命题,对一个企业的死亡看得非常透彻。
务实勤勉的宗庆后说:“认真做好一件事,是最简单也是最难的。娃哈哈创办到今天,我们的信念从未动摇,对于快速积累财富的虚拟经济,我们视而不见,而是一心一意做产品、搞实业。”娃哈哈近年营收和品牌影响力略有下降,在去世前他一边吸氧一边坚持工作,一生自强不息。去世之后他朴素仁厚的人格以及对社会的贡献召唤起了大众的集体无意识。为富而仁的精神超越了他的生命局限,夯实了娃哈哈的经营价值观。
任正非的生于忧患、宗庆后的死而后已两种人格张力构成了一代中国企业家进取与务实的人格典范。但很少人能够像他们这般知行合一,在年轻时具有企业家精神,到功名成就之时就可能消失。而精神一旦消失,组织就失去了明灯,组织意志开始涣散。一个企业的衰亡特征是自满自傲,然后逐渐脱离市场现实、脱离群众,在下一个周期当中被更符合市场规律的企业替代。
在中国,脱离市场现实、脱离用户的企业不在少数,那不是因为他们自傲,而是因为生存形态所限。很多企业的起始点是做着整个价值链的生产-流通环节,又或是善于把握时机、玩转渠道规则。流通与转化是他们的存活意志。他们仍然只在意短期的利差以及信息差,对技术壁垒差、用户体验差以及品牌价值差漠不关心。红利总是让人眼红的,而恒利则缺乏体感而被放置脑后。这都是因为我们的“生”没有建立在超越时空的“死”来进行定义,而只是关切于生的一时一刻的体感来做决定,也就不可能激发出关于存在的价值定义,因此注定大部分企业很难超越周期律。
每次人类社会的重大变革,都是人作为主体价值的再现。人类与动物的差异就是他总是能够逆着环境去创造,以超越时空的理想主义去推动历史进程。总有一些人谋求将自己的生命置于宏大叙事之上,不甘心于自己的生命价值受限于某种固定的范式当中。因为这些所谓范式只是某个阶段的文化冗余,它不是真相而只是熟知。但是大脑配置是以生存为要务,唯利是图,遇险则逃是它为了维持生命生存的必要措施。以至于我们在演讲台上紧张,怕被群体抛弃,以至于我们一听到简单的成功逻辑就会心驰神往。
《老子》所言“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逆着自己的人性才能成长,大部分人在决策时刻总是难以坚持,其实一旦说一个事物要坚持,那就是未到真正的知,真知是当仁不让的、是发自内心的真诚驱动欲望去翻山越岭。翻山越岭不是为了山里有一个什么宝藏,正如康德所言:人就是目的。终其一生我们就是通过成事去成己,成功是副产物。成己是探寻自我德性、经济价值与社会伦理的三位一体的可能性。
没有殉道精神,组织是不可能超越显而易见的,是什么精神在违反大脑对生存的直觉?它可以是人本主义的敬天爱人、科学原教旨主义的第一性原理,也可以是以客户需要为中心的长期主义。企业竞争力的源头是这个企业的文化是否具有引领性和普遍性。将自己放进了一个伟大事物的序列当中,并以此为己任的使命。普遍性是它居然可以成为大多数人的梦想,都可以逆着熵增对抗人性弱点。这一历程也必定是极其波折和苦涩的,不被理解、遭受非议,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铸造着企业家以及其组织的生存意志。企业文化不是因为一堆人在工作所以需要搞一些维护关系的形式,而是寻找志同道合的战友一起迈向伟大的过程。
在文化土壤当中,孕育出了新的价值,在新的价值中持续沉淀和投入,通过时间的放大效应才能拉开与其他竞争对手的差距。中国经济面临着转型阶段,金融游戏梦碎、低垂果实已经摘完,剩下的就在彼此疯狂内卷,高附加值的技术有美国在守门,海外市场也有很多不确定性。这对我们其实是好事,它能迫使那些理所当然的企业、还沉醉在过去成功路径的企业经营者对自身的生存境况做出一番超乎感性之上的理想思考,去给自己的财路加上一层殉道的意蕴。这不再是固守己业的亦步亦趋,而是重构价值的再创业之旅。
庄子说: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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